前几日，临沂治污事件可谓在媒体传播上过足了瘾，从开始的被爆“临沂治污导致6万人失业”，众网民忽看题目，同情心很容易会聚焦在6万人失业字眼上；到后来媒体的报道“山东临沂‘霾战’选择题”，给予了众网民关于经济与环境的再次思考，与事件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群众一度也在犹豫和徘徊；再后来，各路媒体、各方观点再次聚焦发声，对于临沂事件，坚定了“治霾不是一个选择题，而是一道必答题”。关于临沂治污这样的热点事件，媒体带给群众什么信息，群众会有什么想法，事件会怎样传播，会带给政府什么压力，这种传播连锁效应小编只能说很大很大。

媒体是什么，在社会各界积极寻求化解环境社会矛盾时，媒体的角色又如何？本微选自《世界环境》2013年04期卷首语，出自主编贾峰先生，媒体环境责任，传递给大众的，不求华丽，只求真实。

“用勇气和智慧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的五大发力点之一就是“以绿色发展破解资源环境约束”。其实质就是要通过大力推行绿色发展，让人民群众呼吸洁净空气、喝干净水、吃上安全的食品。

面对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的严峻局面，一方面中国能源资源安全形势日益严峻，另一方面环境持续污染和百姓日益强烈的环保诉求之间的矛盾凸显。这不仅成为民生的焦点问题，也是重要的发展问题。为此，只有以节能减排为标准，以扩大内需为出发点，以提升经济质量效益为驱动力，淘汰落后产能，发展绿色建筑、新能源等绿色产业，科学、系统进行环境友好的产业布局，才能破解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。

然而，从宁波PX项目的停建再到广东江门核燃料风波，环境公共利益冲突日趋尖锐，对抗方式也更加激进。从中我们既看到公众环境维权意识的觉醒，也注意到因为公众环境知识的欠缺而产生的误解和被误导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类似的环境群体性事件不仅影响到社会和谐与稳定，而且制约和影响了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，长此以往，中国经济的升级版何以实现？

当下，社会各界都在积极寻求化解环境社会矛盾之道，而在众多的参与者中，大众媒体的角色十分关键。

首先，媒体是新闻事实的挖掘者，记者通过实地的采访和调查，可以为读者提供一手资料；其次，媒体是知识的重要传播者，2004年完成的一项气候变化公众意识调查表明，公众有关气候变化的知识主要来自于电视、报纸等媒体；其三，媒体是公众行动的倡导者，引导社会做出理性和科学的选择；最后，媒体也是环境公共政策制定的推行者，既展示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，也给立法者和政府造成舆论压力。

美国《纽约时报》曾对1890-1990年一百年间报纸环境报道版面覆盖率做过统计，发现环境报道数量的增长与环境知识普及、环境意识提高、环境立法增加和政府介入环境保护存在正关系。比如，上世纪60年代环境报道是50年代的近3倍，而70年代则是50年代的近9倍。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中国，自然之友对中国的70多家报纸曾做过调查，1996年共发表环境新闻17555条，而到1999年环境新闻发表数量共47273条。1994年每家报纸年均发表环境新闻125.2条，到1999年这个数字猛增为630.3条。

然而，随着新媒体的崛起和同行竞争的加剧，个别大众媒体在环境群体事件的酝酿和演变过程中的角色值得深思。比如，对PX项目的“妖魔化”，宣称居民区与PX工厂的安全距离要百公里以上等等，这些既有悖事实又不科学的信息传播，在某种意义上，激化了矛盾，助长了公众不理性的情绪宣泄。

我们正处于调结构促改革稳增长的关键时期，大众媒体在继续发挥对环境违法行为的监督作用的同时，应该进一步提高准确传播环境知识的能力，强化媒体二次传播能力，既要做准确信息的传播者,又要做意见的传播者,成为全媒体时代纷乱信息的过滤器和网络谣言的”粉碎机”，澄清事实引领公众把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转变为保护环境的热情，从选择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活方式做起，成为有序参与环境保护的正能量。

主流媒体需要在二次传播下功夫，从信息传播者向意见传播者转变，成为互联网纷乱信息的过滤器和网络传言的权威求证者。

推动绿色发展，建设美丽中国，走向生态文明，呼唤大众媒体担当环境责任。